《倫理的腦》是美國認知神經科學大師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本書翻譯為迦薩尼迦)在2005年的作品，由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醫師團隊翻譯。葛詹尼加在本書中，是在探討有關大腦的神經科學與倫理、法律議題的交錯。對於胚胎、失智、腦部優化、自由意志與個人責任、道德與普世倫理等重要課題，從神經科學的專業來分析，並提出精闢的見解，頗具可讀性。
 |
The Ethical Brain (2005) 原文作者：Michael S. Gazzaniga 譯者：吳建昌等人 出版社：原水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
(一)生命的起始與終點
1. 生命的起點：
- 做為生物醫學研究用的胚胎：受精後第14天以前，在這個階段，胚胎只是一團沒有腦的細胞。第14天以後，腦部開始發育。
- 成為人類的一份子，並擁有法律上的權利：受精後第23週。此時胎兒可在醫療的幫助下，在子宮之外生存與持續發展；胎兒的神經系統，也發展到對於嫌惡刺激開始有反應的程度。
- 註：我國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1項規定：「人工流產應於妊娠二十四週內施行。但屬於醫療行為者，不在此限。」。
2. 意識的終點：
- 腦死：成年人遭受腦傷被判定腦死時，其腦部只剩下胎兒第八週大的腦部功能。(p73)
- 人類一旦被賦與法律上的權利或道德地位，在死亡以前，是否能因喪失意識(例如老人失智)而被撤回？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的軀體還在，在其他人的心智中，仍保有人的地位。我們也無法找到一個時間點來認定，失去功能的大腦已經不配得到正常的人格地位。
(二)腦部優化
1. 透過基因選擇讓腦更好？
基於智力的多基因決定性，以及是基因與環境的互動所形塑的性質，基因不能完全決定命運。想透過基因選擇，讓下一代的智力更好，有其困難性。即使允許此種基因工程，專業人士也會不等法令的通過，就按照自己的倫理感知訂立準則。所以，對此爭議，可以不必太過擔心。附帶一提，葛詹尼加在這部分也有引用桑德爾(《正義》作者)與平克(《語言本能》作者)就此議題的辯論，值得參考。
2. 以藥物增進智力與記憶？
我們的社會契約不允許為了體育競賽而靠藥物來增強體能，但允許以藥物來增強心智功能。而且變聰明，並不保證一定會成功。政府應容許人民自由抉擇是否使用。
(三)自由意志、個人責任與法律
- 自由意志與責任能力
- 我們有意識的心智或許沒有自由意志，而是「自由否定意志」，即控制衝動與反社會行為。
- 是人要為行動負責，而不是腦。
- 神經科學永遠不會找出責任能力的腦部關連區域，因為責任能力乃是歸屬於人。它是我們對於人類夥伴，所要求遵守的一種道德價值。責任能力的議題，是種社會選擇：是存在於人類社會法則中的一種建構，而非存在於腦部神經組織之內。
- 註：我國法官對於責任能力的認定，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550號刑事判決，可以參考：「依刑法第十九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 測謊及讀心術科技：法院必須拒絕接納以腦部為測試基礎的測謊器及以強制給藥迫使被告具備接受審判的心智狀態。因為現在所謂的「讀心術」，事實上還不能讀心，它們只是另一組需在相關脈絡下進行詮釋的資料。神經科學讀腦，不是讀心。心智雖由腦部啟動而生，但卻完全不同於腦部。
- 品質不良的記憶：神經科學家早就知道目擊者證詞是惡名昭彰地不可靠。我們的記憶，是不可信賴、有缺失的系統。但司法系統竟如此倚賴像記憶這樣容易錯誤且易受扭曲的事物，委實令人震驚。這種訴訟法的基本架構，將會遭到嚴苛的挑戰。若我們要仰賴目擊者的證詞，至少要以神經科學為基礎，基於目擊者相同年齡背景之常模來檢視其可信度。
(四)道德與普世倫理
- 我們的「左腦半球詮釋者」，負責詮釋我們隨時接收到的訊息，並且將之編織成故事，以創造、形成我們的信念。
- 大腦顳葉癲癇，會使人讓生聽幻覺及視幻覺，可能是宗教在人類大腦的器質性基礎。再配合左腦的詮釋，而形成宗教體驗。
- 道德具備情境以及社會性的特質，並且是以神經活動的機制為基礎(例如鏡像神經元促進同理心與溝通)。我們要找的不是由固定不變準則所組成的普世倫理，而是從人性(being human)發展出的普世倫理；這一套普世倫理是依情境而定、受情感影響的，並且是設計來增進我們生存能力的。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李茂生教授對這本書有推薦文，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