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有史以來最健康最安全的人類，但卻生活在恐懼（或恐慌）的文化當中，憂慮也比上一個世代更多。社會充滿風險，我們是如何評估風險而產生恐懼的感覺？恐懼是如何製造出來？人類社會面對那些恐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認知風險？《販賣恐懼》一書，就此有精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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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恐懼脫軌的風險判斷 Risk: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 (2008) 作者：Dan Gardner，譯者：李靜怡、黃慧慧 |
摘要：
註：以下的(一)(二)(三)(四)的分段，是我閱讀本書後自行整理出來的，非原書的章節；又摘要中有加底線的文字，是我個人的意見；請讀者留意。
(一)風險評估與心智運作
人腦有兩個思考系統，系統一是感覺(直覺)，工作速度快、負責瞬間的判斷。系統二是理性，工作速度慢、檢視證據、計算並思考。但系統二對系統一監控的度低，所以人們不習慣仔細思考。
人們在面對不確定事實之際做出判斷，常常是由思考系統一以直覺利用某些捷思(heuristic)，也就是簡單的經驗法則和習慣性模式，來評估狀況，做出決定。這些捷思，有下列幾種：
- 可得性捷思 (availability heuristic) ，或範例原則：人們認為愈容易想起來的例子，同類事件應該愈普遍。這取決於我們記憶的強度。而恐懼，則是最容易被記住的經驗。
- 定錨調整捷思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 ，或刻板印象原則：當人們不確定正確答案而要猜測時，直覺會抓最近看到、聽到的數字來用，然後頭腦加以調整。
- 代表性捷思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或典型事物原則：人們對於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傾向於按照它們與典型事物的相似程度來判斷。
- 情意捷思 (affect heuristic) ，或好壞原則：當人們面對某件事物或狀況時，直覺立即對狀況產生一個好或壞的模糊感覺，這個感覺主導之後的判斷。而這種好或壞的感覺，可以藉由重複接觸引發，且會在更多的接觸後被強化。
註：以上三種捷思，就是Kahneman(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與Tversky 在1974 年所發表的文章〈不確定下的判斷：捷思和偏誤〉(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中所標示的三項人類偏誤行為。
人們在風險評估時，常會犯下某些認知偏誤：
- 驗應性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或有稱為確認性偏誤：在個人層級中，當人們形成一個觀點，我們會尋找並接受支持這個觀點的資訊，而忽視、拒絕嚴格審視會讓我們對這個觀點存疑的資訊。
- 團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 ：在團體層級中，當有共同信念的人聚在一起討論時，不論個人的觀點為何，他們原有的觀點容易變得更極端。
- 我們對於風險的評估，會因自我管控風險的能力而不同。我們常常高估無法自我管控的風險，但低估可以自我管控的風險。
人類有盲從的傾向。我們是群居動物，周圍的人的想法，對我們影響至深。而且為了合作，我們大都願意與團體的意見一致。
決策時，如果有強烈情感(恐懼、憤怒或希望)牽涉其中時，人們很容易就變成機率盲目(probability blind)。機率盲目就是個危險，人們輕易地因此對風險風度反應，而做出愚蠢的事。在政治上，大眾經常要求對某項風險採取行動，但一點都不考慮行動的代價。當狀況逼使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些成本時，我們卻連忙改變主意。只有理性的心智、頭腦，會關心機率。大部份的人不慣於讓大腦干預修正直覺，我們天生傾向遵循直覺的判斷(第104至106頁)。不過，如果人們的數字能力愈好，愈不容易被直覺的錯誤影響(第123頁)（隨想：領導者與法官的數字能力應該要好才行，以免決策時受到直覺(或自由心證)的負面影響。）
人們對於風險判斷的來源：
1.理性思考計算。
2.直覺，和它利用的工具。也就是前述各種捷思及偏誤。
3.我們周圍的人。因此，會有盲從、團體極化等。
4.文化。
文化也會影響人們的風險評估，例如在禁吃豬肉的文化下，對豬肉的嫌惡，會讓在這個文化下生活的人，以情意捷思的方式，對豬肉產生比較危險的風險評估。
(二)製造恐懼
恐懼行銷：保全、製藥企業，往往會用提升恐懼、再給與對抗恐懼的保護的方式來行銷：沒有我們的產品，你會面臨恐懼，使用我們的產品，你會獲得保護。促銷恐懼，有無限商機，企業藉此從中獲利。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可以從宣傳威脅、擴大恐懼中，獲得政治優勢。行政機關、民間團體，也是藉此爭取更多預算與關切。
媒體喜愛壞消息，偏愛煽動性的故事，並經常提供造成誤導和過度嚇人的有關風險的資訊。而且，人們喜愛聽故事，尤其是個人化的故事；但對數字並不拿手。所以媒體說一個人的動人故事，比呈現統計數據，更能搧動人們的情感。
媒體處理風險的敗筆，在於：
- 媒體對於戲劇性死傷事件的報導，極度扭曲。提供高度視覺刺激的影像，讓人直覺利用可得性捷思、情意捷思，高估此種風險。
- 沒有問瞭解風險的關鍵問題：可能性有多高？要瞭解風險，必須用分子(例如幾人死亡)除以分母(例如在多少人之中)，不知道分母就不能瞭解真正的風險。
(三)各式各樣的恐懼
毒品不像多數人感覺的那麼危險：世界衛生組織在1995年完成了他們說是全球最大的古柯鹼使用調查研究，調查結果發現，非經常性的使用古柯鹼，是使用古柯鹼最典型的模式，通常不會導致嚴重的甚至輕微的生理或社會問題。(第141頁) （評：這段敘述，偏離我對屬於高成癮性毒品的古柯鹼的認知，但書中附註並無說明其依據，望來日能找出其依據來源，特此註記。）
暴力犯罪的感知與恐懼：暴力的腐蝕性恐懼，在現代社會蔓延。從歷史紀錄來看，13世紀西歐各國的兇殺案比例，比現在高出11至14倍。美國在1950年代比現在的兇殺案比例高出2倍。古代和現代世界的孤立部落的暴力程度非常高。現代已開發國家的暴力程度降低，很可能是人類史上最低的。近幾十年，戰爭、武裝衝突，也是有史以來最少的。
化學物質與恐懼：癌症最重要的因素，是老化。在不考慮老化的因素下；環境中的合成化學物質，不是大的風險因素；真正非常重要的是生活型態：吸煙、飲酒、飲食、肥胖和運動，這些事情對癌症的發生產生了巨大的作用。有些環境保護論者，常會歇斯底里地散佈大眾有關化學物質危害健康的駭人聽聞的訊息。在認知化學物質是否有毒、致癌？應以帕拉塞爾斯(Paracelsus)寫於16世紀的毒物學原則來思考：「所有的物質都是毒物，沒有一個沒有毒。正確的劑量區分毒物和藥物間的差別。」
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或稱預警原則)之不可行：預防原則，依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是指：「當人類活動可能導致道德上不可接受、在科學上雖不能確定但似乎可能的損害，我們應採取行動避免或減少危害的發生。」（評：書中是引用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的定義，但我覺得不易了解，故另外引用較易了解的定義)。但是，這只是感覺舒服的觀點，一點也不實際。因為，不可能完全證明絕對無害，那要多少的科學證據才能算是確定無害？又新科技帶來的利益若大於所造成的可疑風險，卻因預防原則而予以禁止，並不是合理的風險控制。
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及媒體，持續灌輸恐怖行動及其可能的後果，造成社會大眾不成比例的的恐慌。其實，恐怖行動所造成的死傷，遠比其他事件(例如車禍)還低。
(四)對風險的正確認知
風險，可以用兩種方式形容：相對風險與絕對風險。要瞭解風險，必須予以區分與認識。
- 相對風險：這個事件和其他事情相比，高出或低了多少風險；和以前相比，高出或低了多少風險。(後面這一段是我加上去的)
- 絕對風險：這個事件發生的機率。
風險管理用微量一詞來形容可被視為零的小風險。微量風險的定義不一定，其閥值有時可大到一萬分之一，但一百萬分之一的風險，則絕對是微量。（評：應該要加入時間因素，是多久時間以內的發生機率？）
改正我們直覺錯誤的步驟是：
- 健康地尊重科學過程。
- 相信風險是不可避免的。無法保證零風險。
- 理性思考與估算風險，不要以思考系統一的直覺來決策，要以思考系統二的理性大腦來決策。（這點是我加上去的，但應該符合本書作者的本意。）
控制風險，幾乎總是牽涉交換，例如在飲水加氯避免霍亂、傷寒，但交換而來的，是水中的微量致癌物。因此，我們需要合理的風險控制，這是對特定情形的危險和成本，進行緩慢、謹慎和考慮周到的檢驗。對於世界上諸多危險、疾病與災難，應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
我們需要預警、防範低機率高後果的大災難事件的風險（例如，小行星撞擊地球、大地震的海嘯警報系統等)。
當我們回顧過去，總覺得並不可怕。但人類在過去時，對當時的現在與未來，會感覺很危險、心生恐懼。例如1970年代有許多人擔心飢荒、人口爆炸、核子武器威脅。但當時的未來，也就是現在，並沒有以前所擔憂的現象發生。其實，對世界大部分的人來說，活在現代是最好的。
結論：現代最適合我們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