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雇雙方在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工應於一定期間內繼續提供勞務之契約條款，此即為最低服務年限約款。此種約款，通常會伴隨著違約金條款，也就是會在契約中約定，勞工若有提前離職之情形，即應賠償違約金、或是償還費用，藉以確保勞工履行該契約條款。最低服務年限約款，在什麼情形下，會有法律上之效力？當該約款有效時，在什麼情形下，勞工可以主張免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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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雇主違法將受僱勞工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多報少時，勞工應該如何求償？可不可以向勞工保險局檢舉並要求命令雇主補足短繳之退休金呢？還是得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訴請雇主賠償？前者如果可行，勞工保險局可對雇主進行勞動檢查，並依檢查結果計算出應補繳之勞工退休金數額，使雇主補繳。對勞工而言，程序簡便快速。若循司法程序救濟，則曠日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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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在遇到勞資爭議，為解決糾紛、維護權益，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應該在那一地的法院起訴？這是涉及勞動訴訟的法院管轄問題。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勞工的工作地點就是雇主的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勞工在該所在地之法院起訴，固無爭議。但有時候，雇主會在其他地區設置分支機構，兩地分屬不同法院管轄。那麼，當分支機構之勞工遇到勞資爭議時，勞工應該在那一個地區的法院起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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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要求國家對於公民與政治權利，負有即刻實現的義務，人民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訴訟主張救濟。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只是要求國家負有”盡其資源能力所及”，來”逐漸實現”權利的義務。那麼，人民可以據以要求國家實現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嗎？人民在此項權利遭受侵害時，可以訴請法院救濟嗎？這也就是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是否具有可訴性（Justiciability）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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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因兩公約施行法於2009年12月10日正式施行，而使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該法第3條明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所謂參照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及其解釋，其意義為何？何處可以取得這些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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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30日修正
本篇在說明團體協約之存續期間及終止。原則上，團體協約因存續期間之屆滿而終止。團體協約法第五章「團體協約之存續期間」，主要是在規定團體協約終止之事項；也規定團體協約在當事團體合併、分立或解散，以及發生情事變更時，應如何處理之原則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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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的成本：為什麼自由依賴于稅》（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是由美國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 Stephen Holmes 與 Cass Sunstein 兩人所合著的。本書讓讀者重新思考權利的另一個面向及其本質，極具啟發性。本書的中心思維就在於，權利有著昂貴的成本，因為權利的保障與實現，必須依賴於由稅收即公共財政所支撐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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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先介紹團體協約之適用範圍，以及同時有多數團體協約可資適用時，其適用順序為何。接下來，再說明團體協約之效力：依團體協約內容性質之不同，團體協約會有兩種不同之效力，債法性效力與規範性效力，其拘束對象亦有不同；且團體協約在期間屆滿後、新約簽訂前，就勞動條件之約定，會發生餘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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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whistleblower），是指政府機構、民間企業或團體內部，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對組織之不法行為加以公開揭發的雇員。英美日韓等國，皆有訂定一部專法，鼓勵吹哨者勇於揭發不法行為，並保障吹哨者免於受到解僱、減薪或其他不利益待遇之報復。惟我國法律，就此付諸闕如，實有制訂專法之必要。以下，舉出近年來與公益揭發有關的勞動法案例，並介紹我國現行(2010年2月)法律規定之實況。